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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湘市

                      2020-01-13 20:52

                        全国劳资关系法通过禁止雇主开除或报复工会组织者和同情者而促进了组织工会的努力。而且诺里斯-拉瓜迪亚法严禁以不加入工会为条件的雇佣契约,因为这种契约将使雇主能毫不费成本地利用工人搭便车的激励。由于工人知道当大部分人都签订这样的契约时那些不签约的人就不可能有效地组织工会,所以,每个工人都会基于非常朴实的考虑而签订这样的契约。

                        帕累托优势意义上的效率概念还依赖于财富的分配——支付意愿以及价值是这一分配的函数,这限制了效率作为社会利益的最终准则。如果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有差异的,需求形式也可能不同,从而效率将要求对我们的经济资源作不同的调度。既然经济学对现存财富和收入分配制度是好是坏、是正义还是非正义没有得出任何答案(虽然它也许能够告诉我们大量有关变革现行制度的成本和不同政策的分配结果),所以它没有回答是否有效的资源配置在社会和伦理意义上都是值得追求的这一终极问题。经济学家也没能告诉我们,在假设现行收入和财富分配是正义的条件下,消费者的满足是否将是社会的主要价值。由此,经济学家讨论法律制度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其严格的技术意义上,他能预料法律规则和安排对价值、效率、现行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影响,但他不能发布社会变革的强制性命令。一个已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被提及的重要问题是,非自愿交换是否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才可以说是能增加效率的。尽管效率没有被定义为只有自愿交易才能产生的东西——即使卡尔多-希克斯概念被使用——但有证据支持的一个观点是,只有在实际上奉行自愿交易时,支付意愿才可能被很可信地得以确认。在按照自愿交易转移资源的地方,我们才可能有理由坚信这种转移包含着效率的增长。如果当事人双方都无法预期交易能使他们境况更好,那么它就不可能发生。这表明,转移了的资源在它们新的所有者手中将具有更大的价值。但是,许多由法律制度影响或由其产生的交易都是非自愿的。大多数犯罪和事故都是非自愿的交易,支付赔偿和罚金的法律判决也是如此。一个人如何才能知道这样的交易在什么时候会增加效率、在什么时候会降低效率呢?人们不可能像判断自愿交易能增进效率那样来对这一问题有同样可信的了解。但是,如果我们坚持交易在其被认为是有效率之前确实是自愿的——真正自愿的意义是所有的潜在受损者都已得到全部补偿——那么我们将没有机会作出效率判断,因为像这一意义的自愿的交换几乎很少,我们由此将会背离帕累托优势。一种可选方法是卡尔多-希克斯意义上的,它的精神在本书中被大量运用,这一方法是要试图估测,在自愿交易已是可行的条件下,帕累托优势是否会出现。例如,如果问题是将清洁的水用于造纸是否比用于划船更有价值,通过利用任何有助于我们的数量性和其他数据资料,我们可以决定在一个零交易成本世界中,造纸行业的老板是否能从船夫那里购买这一有争议的用水权。这一方法试图在强制交换发生的环境中重构与市场交易相似的条件——换句话说,就是模仿和促进市场的形成。以试图估测交换是增进还是减低了效率的法律制度为后盾的强制交换,同市场交易相比就不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分配资源的方式——在此的前提是市场交易是可行的。但是,事实往往并非如此,为此要作出的选择是:一个必需的十分粗糙的受法律管制的强制性交换制度,还是一个更为无效的禁止所有强制性交换(后者可能意指所有的交换,因为它们都有一些第三方效应)。在应用卡尔多-希克斯概念时,除了证据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哲学上的问题。在一个显性市场中,交易双方都对其进入市场得到补偿。如有一方得不到,即使不在严格意义上,交易也不会是自愿的。但是,如果当法律制度(援用“公害”的概念)以被告行为价值低于由公害引起的邻近土地的价值下降为由要求终止公害,被告就得不到补偿。法律强制的交易比市场交易促进幸福的可能要小,因为(得不到补偿的)受损者的痛苦可能超过获利者的快乐。并且,如果模仿市场结果的法律努力并没有促进幸福,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为之辩护呢?简言之,什么是与帕累托优势的功利主义或与偏好有关的伦理基础相对应的卡尔多-希克斯概念意义上的伦理基础呢?一个答案是,财富使之成为可能的那些东西——不仅有奢侈品,还有闲暇、现代药品,甚至包括哲学知识——都是大部分人幸福的组成部分,所以财富最大化是效用最大化的工具。这一答案将效率与功利主义联系起来。将效率与其他伦理概念联系起来的答案将在

                        自然垄断提出了三个已被看作是公共管制依据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垄断定价(monopoly pricing)。由于它这样做不必承担串通或公司收购(corporate acquisition)的法律和管理成本,所以供给自然垄断市场的企业都像其他企业一样会积极地通过限制其产品将其利润最大化,并且会利用其他更好的机会实现这一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反托拉斯法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为什么?)。第二个(表面上看是矛盾的)问题是对无效率进入的鼓励,见图12.2中的描述。垄断者以q价格生产出q数量的产品,这是由边际成本和边际收入的交点所决定的。由于新进入者能以低于市场价格(P)的平均成本(Ce)向市场供给一部分产品,所以他就会积极进入。当他这样做时,现存企业就必须降低价格或减少产量。如果减少产量,其生产的平均成本就会高于必要的成本。(如果降低价格,将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是一个经济纯利趋于转化成成本的例证(参见1.1、3.2、9.3),不是吗?第三个问题是设计出一个有效的价格结构的困难性。在图12.1和图12.2的边际成本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处,企业的平均成本要高于其边际成本。换句话说,即生产最后一单位产品的成本要低于所有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所以,如果企业以其最后生产单位的成本(边际成本)出售其全部产品,那么其总收入就低于其总成本。但如果它由此而以平均成本出售其产品,那么即使它的生产成本大于在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时生产原先产品的成本也会导致边际购买者转向其他替代品。边际购买者(marginal purchaser)将面临的是(社会性)虚假选择。对于自然垄断问题,法律的回答是进行公用事业和公共运输业的政府管制。这种管制有三方面的要素:(1)利润控制(Profit control,受管制的企业的定价不能超过为弥补其成本所必需的水平,包括合理的投资资本收益);(2)进入控制(entrycontrol,如果不首先从管理机构处取得公共事业和必需品的营业执照,企业就不能提供受管理的服务);(3)价格结构控制(control over price structure,企业不得实施其价格歧视)。这三种控制与上述三个自然垄断问题有关,将在以下各节讨论;其关键的问题是这三种控制是否能解决这三个自然垄断问题。

                        即使是在长期竞争性均衡中,仍无法保证所有的销售都会发生在价格等于所出售的物品的机会成本时。这一事实隐含在图1.2供给曲线的正斜率中。正在生产的物品成本会随着已生产的数量的增加而上升这一事实表明,它的生产需要一些相对需求而言本来就非常稀缺的资源,诸如肥沃或位置好的土地。例如,假设最好的土地生产一蒲式耳谷物只需1美元成本,该成本包括了生产谷物的直接成本(劳动力、肥料等)和士地用作接下来的另一最佳使用的价值。如果在该土地上不生产其他谷物,那么在此土地上生产的谷物的市场价格将是每蒲式耳10美元。 这明显地会激励中产者去扩大生产。但由于优质土地不会增加,所以劣质土地(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肥料投入以生产同量谷物的土地)也会转入谷物生产,这一重新配置的过程一直会持续到价格和机会成本相等为止,如图1.2所示。在这一点上,市场价格将与生产者的边际成本相等。假设成本为25美元,所有的谷物农场主都以每蒲式耳2.5美元的价格出售,但那些拥有最好土地的人将花费的(社会)机会成本仅为1美元。在图1.2中,产业总收益(即p×q)和生产总机会成本(S以下)之差被称作经济纯利[不要将其与租金收入 (rental)相混 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经济纯利(economic rent)只不过是总收入和总机会成本间的(绝对)差。在图1.2中谁会得到纯利呢?当然是好土地的所有者。生产者间的竞争会消除生产者的任何纯利,而使所有的纯利为形成它们的资源所有者所获取。如果土地的所有者或其他人能无成本地增加理想土地的数量,他们之间的竞争就会使产生纯利的稀缺性(scarcity)得以消除,从而也就消除纯利本身。因此,在竞争情况下的纯利只能为这样一类资源的所有者所挣得,这类资源是不能迅速增长的,而且要以低成本满足通常用此资源生产的物品的需求增长。一些歌星、运动员和律师的收入之所以十分高,也包括了由于他们拥有的资源的生来稀缺性而产生的经济纯利。这些资源是优美的歌喉,体育技巧和毅力,成功律师的分析和辩论能力。即使他们是在竞争市场上提供服务,他们的收入也可能大大超过其在其他可选行业的最高可能收入。在

                        所有这些好像都忽视了司法独立的实际社会收益(即认为司法独立不是法治的必需因素),其经济收益已在8.4中指出。东欧前共产主义政府的改革者们实际上意识到了司法独立的经济价值。但是这一节的主要观点已表明,司法独立对利益集团的政治目标和更主要但也更分散的保障法治的目标也有很大的作用。第二层次的观点表明,司法独立只是一个程度问题,而这种程度可能与司法机关因利益集团政治的行为所产生的收益有关。19.7法官以什么为最大化目标?我们已在本章的前几节中作出以下假设:(1)如果法官是实体法的制定者,法律规则就会与效率命令相一致;(2)当法官实施成文法时,他将会依照制定法律的立法机关和立法受益人间的原“交易”条件而这样做。在这一节中,我想勾画出一种努力与这些假设相符合的司法激励理论。经济学家们假设,法官像其他人一样,寻求的是包括金钱和非金钱因素(后者包括闲暇、声望和权力)在内的效用函数最大化。但我们已认识到,司法程序规则的目标就在于防止法官在审理一个特定的案件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法取得金钱报酬,并使有政治作用的利益集团对其判决所产生的影响最小化。这些隔离规则(insulating rules)的有效性有时是值得怀疑的。例如,有时有人认为,拥有土地的法官会偏袒地主,步行上班的法官会偏袒步行者,过去是公司律师的法官会偏袒公司。但是,如果一个特定的判决结果会促进某一团体的利益,而法官又不再属于那一团体(我们前面所述的最后一个例子),那么虽然他以前的经历可能导致他在评价案件是非曲直时会不同于其他与其背景不同的法官,但法官的私利却不会因选择不同的判决结果而受到影响。而且,即使法官仍属于裁决所偏袒的那一人数众多的团体(如步行者、房屋所有人),那么他从该裁决所得到的收益通常也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以明显不合理和有偏向的方法对一案件作出判决,法官就会因此而受到专业同行的批评、上级法院对原判决的撤销,甚至会受到处罚。毫不奇怪的是,试图将司法政策和司法判决结果与法官个人经济利益联系起来的努力已告失败,并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放弃。与经济分析的规范假设更为一致的一种可能是,法官设法将其个人的偏好和价值加于社会。这会导致我们作出这样的预言:解释联邦成文法的最高法院判决不可能由作出判决时的那一届国会所否决。由于法院不可能得益于其无效的行为,如果其判决被否决,那将是发生在下届国会。那时,议员的不可预测的变化可能已改变了法院作出判决时所了解的政治立场相同的一批人。同样的分析可以解释(实际在分析上是相同的观点)法官意见被上级法院所否定时的认识:这种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判决的撤销会彻底消除法官判决对案件直接当事人和其他处境相似而其行为可能受法官宣布的规则所影响的效力。依立法原旨所作出的判决在类似的条件下是可以辨明的。如果法官不是这样决定成文法的解释问题,司法独立就不会在利益集团体系中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虽然它可能与法治一起仍产生分散但却有限的收益),由此可能被立法机关降低其独立程度,并伴随着司法权力的丧失。

                        图9.2中P的另一个名称是垄断价格(monopoly Price),因为它是一家没有任何竞争和担忧的企业所走的价格。竞争会使价格发生变化。假设,A是开始时某产品(当然是零部件)的唯一卖方,他的成本和需求曲线在图9.1和9.2中得以表明。他制定了价格p并销售q量的产品。而其他人也能以A同样的成本生产和销售产品,其中的B为A的巨额利润(pq—cq)所吸引,从而决定生产这一产品,并也以P价格销售。图9.3表明了这一结果。由于B销售A的四分之一的销量(B的产量q’-q),所以市场上的产品总量(q’)就是原销量的四分之五。对于更大量的产品,消费者不会支付P的价格,而只支付P’的价格。也许A和B现在会减低产量,但C、D、E和其他人正等待进入市场以取得吸引B的那一份利润。在价格由于竞争而降到P”之前,进入市场将不断继续,而P”正好等于生产增量产品的边际成本。在由于用于产品制造的资源能赚取高于其机会成本的利润,从而赚取高于竞争市场所赚利润而没有到达那一点时,进入是永远有吸引力的。但产品的生产量不会超过q”(这与P”有关),因为那时用于产品生产的资源所赚取的利润就会低于其机会成本。进入(entry)的可能性看起来好像使垄断成了一个学术概念。但有时进入需要很长的时间或被禁止,或新进入者无法以现存企业一样的低成本来生产产品。阻碍竞争的一个重要例证是政府保护的垄断——如,专利垄断。

                        “价值(value)”和“效用(utility)”两词在用法上的区别在于:(1)预期成本或收益(即货币形式的成本或收益乘以其实际实现的几率);(2)其预期成本或收益对于某一对风险并非持中立态度且对以下两种情况不能作更明确区分的人来说是值得的:(1)是宽泛经济意义上的价值,它包括一个厌恶风险的人“衡量” 1美元比获取未来10美元的10%更有价值的观念;(2)是出功利主义哲学家所使用的(大致地)含有幸福意义的效用。假设脑垂体下腺液的供应相对于需求非常稀缺,因此它就非常昂贵。一个穷人家庭的小孩如果不输一些这种液体就将成为侏儒,但该家庭却无力支付这笔费用,甚至即使他们将小孩未来长成正常高度的未来收入预借来也无力支付,因为这些扣除消费的净所得现值(present value)要低于脑垂体下腺液的价格。一个富裕家庭的孩子即便不输这种液也能长到正常身高,但脑垂体下腺液将有助于他长得更高,他的父母因而也决定为他购买这种液体。从本书使用的价值的意义而言,脑垂体下腺液对富人比对穷人更有价值,因为它的价值是由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决定的。但是脑垂体下腺液在穷人家庭要比在富人家庭能带来更大的幸福。正如本例证表明的,当效率一词像本书中那样用以表示使价值最大化的资源配置时,它作为社会决策伦理准则是有其局限性的。功利主义意义上的效用也有很大局限性,这不仅是由于支付意愿作为一种标度很难对之进行衡量而被弃之一边,一个人在快乐方面比另一个人能力更强这一事实并不能作为将第二人的财富强制转让给第一人的正当理由。其他类似的伦理准则也各有其自己的严重问题。虽然本书不会为将效率作为社会选择的唯一有价值的准则而竭力进行辩解,但本书确实如此假定,而且大部分人也许同意它会是一个重要准则。在对法律的经济分析感兴趣的许多领域里,如反托拉斯,正如我们要揭示的,它是困扰着公共政策研究人员的主要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偏爱使用的是一个争议较小的效率定义,他们将之限制在纯粹的自愿交易条件下。假设A将一件木刻品以10美元出售给B,当事人双方都有充分的信息,而且这一交易对任何其他人没有影响。那么,由交易所致的资源配置与交易前的资源配置相比为帕累托更优(pareto superior)。帕累托更优的交易是指它至少使世界上的一人境况更好而无一人因此而境况更糟。(在我们的例子中,它大概能使A和B都得到改善,并假设它并没有使任何人变得更糟。)换言之,帕累托优势准则(the criterion of pareto superiority)是所有相关的人都一致同意的。这一效率概念在现在看来已非常苛刻,而且对现实世界的可适用性很小,因为大多数交易(如果不是一种单一交易,就是一系列可能的交易)都会对第三方产生影响,如果仅仅只是通过改变其他物品的价格。(如何改变?)在本书中使用的不太苛刻的效率概念——即卡尔多-希克斯(Kaldor-Hicks)概念——是这样认为的:如果A将木刻品定价为5美元,而B将其定价为12美元,由此10美元销售价(事实上可以是5至12美元之间的任何价格)的交易创造了7美元的总收益(例如,10美元的价格,A认为它获得5美元的境况改善,B认为他获得2美元的境况改善),这样,这就是一次有效率的交易,假定对第三方损害(如果有的话)不超过7美元(减去对他们的任何收益)的话。除非A和B都对由他们引起的第三方的损害进行赔偿,否则交易就不可能是帕累托更优的。卡尔多-希克斯概念也被示意性地称为潜在帕累托优势:赢利者可以对损失者进行补偿,不论他们实际上是否这样做。

                        理查德·A·波斯纳著   

                        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这一概念令人满意地解释了前一章中强调的福利的经济和功利概念间的区别。图9.6中,DW的结论是依金钱对消费者和生产者具有同等价值为前提的社会净成本,换言之,估计社会成本时分配要素将被忽视。至于MP,由将价格从竞争水平增至垄断水平所引起的财富自消费者向生产者的转移,被看作是一种冲销,消费者的损失等于生产者的收益。如果消费者的1美元损失不能使生产者得到1美元的收益,那么垄断的社会成本就高于DW;如果生产者的收益高于消费者的损失,那么垄断的社会成本就低于DW。由垄断定价引起的财富自消费者向生产者的转移是一种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向生产者剩余(Producer surplus)的转变。消费者剩余是需求曲线以下,竞争价格之上的区域,在图9.6中,它是底线为MC=AC这一线的三角区。MP是三角区的生产者转移性剩余部分。DW是损失部分。余下的部分被留作消费者剩余。消费者剩余是作为一个集团的消费者依赖于一产品的总价值的尺度,而该产品的价值高于他们支付的价格。当价格上升时,那些不很看重这一产品的消费者就转向其他替代品,而那些执迷于这一产品的消费者就会从其购买行为取得较少的价值,因为他们支付了更高的价格。虽然MP作为消费者剩余变为生产者剩余的部分看起来是一种纯粹的转移性支付,但它仍可能是社会成本的渊源之一——即使在转移过程中不存在分配性影响。在图9.7中,假设市场中有许多企业,而政府将价格设定在Pm点并禁止对市场的新进入。由于卖方每增加一定的销量都将会使其取得Pm-Pc的垄断利润,所以每一卖方都会积极地去扩展其市场份额(share of market)。他不能通过降价而这样做,因为这是被禁止的,所以他会竭力使其产品在其他方面比其竞争者更有吸引力——提高质量、提供更好的服务等。在没有达成协议限制这样的竞争时,非价格的竞争方法将继续下去,直到卖方的边际成本上升到了固定价格的水平以至于质量提高的耗费增加会招致损失为止。虽然这种竞争方法将对消费者增加产品的价值(即需求将会增长),但成本可能会超过消费者的收益,因为它像在图9.7中一样产生了社会净损失。

                        卡尔多-希克斯方法或财富最大化方法所遇到的特殊问题(虽然这一问题与前面提及的资源的有效率配置依赖于现存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制度的观点密切相关)产生于这样的情况:交易的对象是当事人一方的大部分财富。假设我拒绝他人支付10万美元买我的房子,但其后政府将它没收了并且只付给我5万美元,这是它的市场价值。进一步假设政府愿将房子以10万美元的价格卖还给我——这对政府而言是不值那个价的,尽管它的价值超过5万美元——但我既没有也无法筹借10万美元。在我和政府之间,房子在谁的手中更有价值呢?思考这一难题时,我们必须记住,经济学家使用的“财富”一词不是一个会计学概念,它是以人们将什么作为代价(放弃他们拥有的东西以换得需求)来衡量的,而不是人们实际上为之支付了什么。这样,虽然闲暇不能买卖,但它有价值并且是财富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说闲暇具有隐性或影子价格(implicit or shadow Price)(如何计算?)。甚至显性市场创造的价值高于在其中所销售的物品的价格。让我们回到图1.2看看,注意如果销量较小,价格就会较高,消费者明显地愿意对一些产品支付更多,他们也由此能因以竞争性价格购买它们而得到价值。这种价值也被称作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参见9.3),它是社会财富的一部分。1.3经济学家假设中的现实主义态度一些在此之前不熟悉经济学的读者可能会被奠定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那些看来严重不真实的假设所困扰。人类行为是理性的,这一经济学的基本假设似乎与日常生活的经验和观察相矛盾,尽管我们只要理解了经济学家使用的理性一词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后,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已不那么尖锐,以至于当我们谈及理性的青蛙时就不会是一个谬误了。虽然如此,当将经济理论的假定视为是对人类行为的描述时,它们确实是单维的和显得苍白无力的,特别是对非传统经济“行为者”(如法官、诉讼当事人、父母、强奸犯和其他可能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遇到的人)的行为而言更是如此。但是,抽象是科学研究所必需的,而经济学正是在追求科学化。尽管牛顿在自由落体定律中作出的物体是在真空中下落的基本假设是不真实的,但由于它极其准确地预言了真实世界中各种不同物体落体的情况,使之仍不失为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理论。同样,法律的经济学理论不可能把握它试图阐明的整个现象的复杂性、丰富性和混乱性——刑事、司法、婚姻或任何其他方面都是如此。但是,缺乏真实性决不会使理论无效,它是理论的必要前提条件。一种只想忠实地在其假设中复制经验世界真实性的理论决不是真正的理论,这不是解释,而只是一种描述。总之,实证经济学、特别是在本书许多地方(尤其在第二部分)作了阐述的法律的实证经济理论的真实危险是简单化的反面,我们可将之称为复杂化。当经济分析试图使一个非常简单的经济模型更复杂化,如由于引进(像我们在本书中将要做的那样)厌恶风险和信息成本,他就会使自己冒自由度过大的危险。也就是说,一个模型丰富到了使之没有经验观察来反驳它的程度——在此或者也意味着没有观察资料能支持它。所有这些并非表明分析家能对假设进行自由选择。对一项理论的重要检验是看其解释现实的能力。如果它的解释力很糟,这可能是由于其假设不真实,但我们不必为了对它进行评价而试图直接评判其假设。通过检验解释力来进行评价,经济理论必然被评价为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尽管它只有部分成功)。也许,被恰当理解的理性最大化的假定在非经济学家初看起来可能并不真实。经济学理论对大量的市场和非市场现象进行解释,如本章第一节提到的最高限价和排队之间的逆向校正;租金控制和住房存量之间的逆向校正;金融市场中风险和预期收益之间的正向校正;期货价格与现货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大学学生注册是对学校教育经济回报的依赖性;优良的物品运往远方而不良的物品在家消费的事实等等。本书主要是用经济学的术语对法律问题提出经济学的解释。

                        确实,这里存在着一个搭便车的问题。为了确定其自己的相反先例而无视先例的法官可能不会对服从先例原则产生很大的负影响;这一行为的私人成本可能会比私人收益小。但上诉审查的结构却使搭便车问题得以控制。无视先例的法官将会被无意让他为了扩大其影响而破坏服从先例原则的上级法院所否决。在每一个司法管辖区内,都存在着一个其判决不受制于进一步审查的最高法院。而在单个法院中,搭便车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如果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其判决中无视先例,那么他们肯定会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所做的正在降低他们的判决被以后的大法官看作先例的可能性。迫使法官遵循先例的另一个因素是,无视先例会对诉讼数量产生影响。由于因无视先例所造成的法律确定性的减弱将使诉讼数量上升,这就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需要增加法官(从而会降低现任法官的影响)、或增加每一个法官的工作量、或在有些案件中由仲裁或行政法庭替代法院从而削弱司法权力。

                        垄断是鼓励创新的一种途径。其主要理由是,成功的创新和成本最小化对垄断者的回报通常是较大的,因为竞争销售者的成功可能很快就会为其对手模仿。引起专利保护授予的是对立即模仿的关注,但像我们所知,专利权在时间和范围上是有限的。换言之,垄断者却比竞争企业更能将外在性(参见7.7)内在化,包括信息外在性,而发明创造就是这种情况。9.4价格歧视在前面几节阐述的垄断理论作出了这样的假设:垄断者以单一价格销售其产品。这一假设通常是合理的。如果他以两种不同的价格销售其产品,那么支付较低价格的买方就会将其转卖给支付更高价格的买方。这样的转卖(称作套利,arbitrage)将使销售者不可能维持不同的价格,但套利不总是行得通的。这种产品可能不能为转卖而储备(如许多服务)或可能对转卖存在有契约性限制。如果垄断者能够防止套利,那么他就可能不是依据销售成本(这是相同的)而是依据购买者对其产品的需求弹性而对不同的购买者确定不同的价格。这就是价格歧视(price dlscrimination)。需求曲线的下倾表示(正如我们已知道的那样)消费者(或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愿意以超过成本很多的价格购买部分垄断者的产品量,但对其他人而言只愿支付比成本略高的价格,而还有一些人却不愿支付任何高于成本的价格。这里不存在一种能获得消费者愿意购买某些单位物品的全部价值、而又不损及在增加销售情况下利润虽较小但却仍是正利润的单一价格。从理想角度看,垄断者可能想与每一消费者就每一产品单位进行分别商谈。然而,他可能永远无法改变顾客支付等同于成本的价格的意愿,所以他的产量可能与在竞争条件下是相同的。但完全(第一等级)价格歧视的交易成本却是对交易有抑制作用的。通常,进行价格歧视的垄断者最大可能做到的也只是将其顾客分成几个群体,而后为每一群体设定单一(虽是不同的)的价格。

                        2.1 历史 

                        这些问题在原则上总可用(狭隘、明确的)规则替代(宽泛、含糊的)标准而得以解决。但是,规则越明确,出现漏洞的可能性就越大——它通过暗示而许可了规则旨在禁止的行为(为什么?)。通过故意使规则包容过度,我们可以将漏洞效应(loophole effect)最小化——例如,确认一种低于一般驾驶条件下最佳速度的车速限制。制裁越宽泛,规避这一规则的交易成本越低,包容过度的成本也就越低。由此,人们会毫不奇怪地发现:(1)我们在侵权和契约法中大量使用严格责任,而在刑法中却很少使用;(2)许多相当武断的规则存在于可以以低成本就这些规则进行谈判的财产法和商法领域中(在这些领域中,我们可以将经济含义赋予以下的法学家箴言:重要的是制定法律,而不是已制定的法律公正是否。)。一项规则的清晰性(即非常明确)可能是容易令人误解的。规则为例外产生了压力,而规则和例外的结合与引自标准的实用条款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如果为了改善含糊的规则和变动中的社会环境的适合性而允许增加特别例外时更是如此。一项标准更适于产生相对立的因素之间的明确平衡(经济学成本-收益分析的法律运用),但规则的执行可能通过后门来解决规则和例外之间的范围和含义的争议而产生平衡。因为,在决定是否将某种行为归入规则或其例外的范围时,法院可能会(不论其公开地还是隐蔽地)求助于被认为是规则的基础或促进因素的标准。通常,当法院用一项规则的目的来决定其范围时,法院其实在默示地将规则重新认定为标准。如果规则的明确性可能是容易令人误解的,那么标准的模糊性也是如此。标准比规则更直觉。许多人并没有将不注意理解成普通法侵权规则的复杂起源。所以,当标准由于其扩大查询范围而增加信息成本的同时,它们也由于使外行人在没有费用很高的专家帮助的条件下理解法律而降低了信息成本。

                       
                      责编:邓健泓